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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青人才历史之碎:陶希圣解密汪精卫令人震惊汪记舞台内幕-乐诚坊

历史之碎:陶希圣解密汪精卫令人震惊汪记舞台内幕-乐诚坊




作者:陶希圣
来源:《汪记舞台内幕》
编者按:近代学者陶希圣(1899—1988)的一生经历坎坷。他早年在中央大学、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,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段时间内成为汪精卫的亲信,曾与其共同与日谈判。陶希圣最为人所知的是1940年的“高陶事件”(1940年1月,陶希圣与高宗武脱离汪精卫,在香港《大公报》联名揭发“汪日密约”)。此后,1941年陶希圣还作为蒋介石的秘书,助其起草了著名的《中国之命运》。下面所选的两篇史料,来自“高陶事件”之后陶希圣所撰写的一部笔记《汪记舞台内幕》。这本小册子共收录了9篇笔记,对当时汪精卫治下地区的状况进行了解密和批评,在当时引起了较大的反响。
“新中央政权”是什么?
米内和有田在日本议会宣布他们的对华政策,仍然是以全力支持所谓“汪政权”。我现在要告诉米内有田和日本国民,“汪政权”是什么?我也希望我们中国国民,看清楚所谓“新政权”的内容。中日两国国民,要想取得真正的和平,必须一脚踢开所谓“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”,以及这种条件之下树立起来的所谓“新中央政府”。
一、日汪条件之苛酷与虚伪
日汪协定的内容,无论文字上怎样修改和装饰,简单率直的说,日本对于中国,想要并吞满蒙,独占华北,封锁华中张果喜,控制华南,换句话说,日本对中国全部的希望,就是北由黑龙江,南至海南岛,上达天空的气象,下抵地里的矿藏,中则由东以至西北,由领海以至于内河,无不占有,无不控制,由一方面看,日本要以内蒙控制华北,以华北控制华中,以华中控制华南。由地方面看,他要化华南为华中,化华中为华北,化华北为内蒙,化内蒙为满洲,化满洲为朝鲜。
日本对于太平洋上的列强,则以长城线,正太胶济线以至于陇海线为对俄作战的三道防线,驻华日军,他又占用海南岛、三灶岛,东沙岛,西沙岛、南鹏岛,大隗岛,厦门以为日本海军根据地,控制广闽,包围香港,压迫广州湾,对抗海防与新加坡,窥伺菲律宾槟城鬼王。
其经济的手段,则对于中国资源与各种企业,以独占、合办、协力的方法,不论中国人愿意不愿意,一律加以支配。其经济的力量,并不来自日本;他的办法是搜括中国财政的收入,以为日本在中国经营各种事业的投资。
在思想方面,日本恐怕中国人感觉他敲骨吸髓的痛苦通天魔塔,将来必起反抗,乃对文化教育加以统制,他要从生理到心理,彻底统治中国的国民。
日方已经由汪兆铭先生之手,提出他对于中国的全部要求。比之于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后,日本军队及特务人员已经造成或将要造成的“事实”,万一有些让步,他在“要纲”的前面:郑重声明两点:第一点是普通的既成事实,应依“要纲”所定的原则,慢慢调整。第二点是特殊事态,必须至和平恢复,依情势的发展,再加调整,这就是说,假如“既成事实”比照原则应当让步,日方仍要坚持“既成事实”,不使变更,最多只能将普通的事实慢慢的调整一下。除这两点原则规定之外,在附件之中处处申述“既成事实”应当继承或继续,于是所谓“要纲”,虽经过多月的谈判签字立约,依然是一个虚伪的条文,在日方的本意,不外乎要“汪政权”承认既成事实,化为条约及国内法。一月三日,我离开上海时,留信给汪先生说道:“今日组府,不过使不平等不独立不自由之条件化为法律,不过使亡国之既成事实化为条件,此外有何意义?”这几句话,正点明日本提出所谓“要纲”而促成汪先生“组府”的一片用心。
二、“新政权”之割裂与空虚
日本军人寻不着结束中日战争的方法,为了欺瞒日本国民,乃欲造一个“中央政府”而与之缔结和约。日本仍然没有比他们制造“满州国”的手段不同的新手段。汪先生在他们手段之下,不过是一个溥仪,周佛海去年四月间也曾对我说过:“日本要找一个溥仪,那有比汪先生再好的溥仪?”换句话说,日本军人并没有雅量,让所谓“汪政权”有自存的力量,乃至于有执行和约的能力,他们一方面天天宣传所谓“树立新中央政权”,一方面天天加强华北的特殊化,加强“湖北省政府”的组织,加强“广州维持会”并保障“维新政府”的人事和政务,不许变更;他们务必使汪即上台,依然是赤手空人,毫没有权,没有力,没有余地,来取得“要纲”给与的一点便利,一点优惠,假如其中有一点便利和优惠。
一个政府,有两种现实的物质的基础,一种是经济财政,一种是军事力量,有谓“新中央政权”的经济财政基础在那里呢?华北的经济行政,由所谓“华北政务委员会”主持而得以便宜处置,华北的经济事业,操在“华北开发公司”这一类独占组织之手,“新政权”都不能过问;华中的经济行政,受“中日经济协议机关”的影响,而经济事业操在“华中振兴公司”一类独占组织手里,没有一点经济力量留给中国人。自财政金融政策,全要日方“协助”,不能自主的规定,华北的关口统税,规定全部或大部为“华北政委会”充作日本对华北的投资。华中的财政收入,现在全在日人掌握之中,要“新政权”履行并允诺许多条件之后,才可以用借款方式发还一点。“新中央”的新财政部长的新猷,据我个人截至一月三日正午搭船为止所知,不过是希望日方拨还关余四千万元,日方又说关余不多,他只得要求日方五千万元的借款,其实借款仍旧是羊毛出在羊身上,但是一切财源都在日人手中,除了仰其鼻息之外,“新政权”连开张也不能开张,至于开张以后,拿什么过日子,那就要看“新财长”去年五月早已答应“欣然要请”的日人财政顾问的无边的法力了!
说到军事力量,汪先生初出重庆的时候,据梅忠平报告,日方允许拨给军械让汪先生训练军队四十个师团,后来汪先生及其干部从没有再见日方说过这样慷慨的话;去年九月,王克敏告诉汪先生干部某君道:“当初日本请我们出来,也答应过可以训练十师军队,上台以后,这话就没有了。”可想的所谓“中央军官团”,即他们认为可以统一中国的基本武力者,千难万难,才招了一批,再没有第二批可招。其枪械则不发,有制服则不许穿着出团部之门,其青天白日旗则不许竖立,其青天白日帽章则制成之后,锁进箱笼,不许戴,其教练用器,只有步枪吴淞昊,即二口径的小炮都不许团员见面,一切团务都要受一位日人少佐教官的支配,那中将教育长,每次要低首下心于此少佐公指示之下,这么“受友邦协助令人感激”的军事训练机关,据说那所谓第一集团军,连步枪都是希世奇珍,而其支配者,乃是日人“军曹”地位的宪兵,军曹与中国之上士同级,是大家都知道的。
将来“新中央”成立之后,守卫及警备,仍仰仗日本军队和宪兵,除非能够死心塌地,把日本军队当做自己的亲军,把日本宪兵看做自己卫士,谁能否认这个“政府”是日本枪杆之下的政府?任援道本有几千卫队,陈群手下也有些警察,因为他们要作“军政部长”“内政部长”一度为周(佛海)丁(默村)所阻碍,他们便离心离德,汪先生进京,只好仍然请教日本宪兵了。
日本允许于“和平”恢复后,随治安之确立、于二年内撤兵:假定“新中央”成立之后,一年而“和平”认为恢复,两年而治安认为确立,则此“新中央”已由日军看守至三年之久,何况日本要求南京为维持治安驻兵地点之一金堆城贴吧,此“新中央”即令再过三年,成为“旧中央”,也不能离开日本军宪一步。日本军宪挟持之下的政府,还讲什么“独立自由”?这不是上欺祖宗,下瞒儿孙的话么?
现在“临时”和“维新”政府行政实况,可以供我们参考,“政府”不能指挥省政府,省政府不能指挥县政府。上级机关不能指挥下级机关,甚至长官不能支配僚属,日方各级特务机关有联络有控制,中国人无联络无控制,一科之中有一个日人,一科便受其指挥;一部中有一位日籍官员,一部便受其牵制;日人的名义叫做顾问,叫做联络专员,叫做什么都不相干,所谓“新中央”不过是一“维新政府”的扩大,当然不能把这种实况改革一新,何况在密约上还有多种多样的日籍顾问职员!
负责的长官家里,驻有日本宪兵,出门一步都有宪兵陪坐,到了上海,只可以住虹口,如果这位长官要到公共租界法租界去,都要宪兵知道,每天晚上,宪兵把他的言行往来作成三份报告,一份到宪兵司令部,一份到特务机关,一份到军司令那儿去,重要的长官总有儿子或近亲“留学”日本,我那两位十几年老友,虽还没有上南京任部长,儿子已由一位日本少尉陪往东京了;他们以为日本优待他们的子弟,当做“王子”一样的待遇,他们不知道北平南京许多要人的子弟,一样的都在东京作质子。
三、日本的交卷主义
这种条件之下,成立这样的“政府”,于中国固然有损mc王小国,于日本却也无益;我现在说明日本方面受不着实益这一点。
依国民的常识,政治的常理,外交的常道,日本对于中国只有两条路:一条路是澈底的征服,一条路是及时的讲和。日本要征服全中国,是不可能的,他要北自黑龙江,南至海南岛,东自东海,西到西藏,都驻兵,都遣吏:姑无论他现在有没有充分的国力,即令把国力用尽,勉强做到,他再拿什么力量以与列强角逐于世界,这不是很明白的事情?
日本明白不能征服中国,日本国内,充满了“结束事变”的要求,日本国民切望中日战争及早停止,及早解决,他们消极的想节省更大更多,以致日本国力不能支持的消耗,他们积极的想趁欧战未停的今日,了结中日事变,发展国外贸易,扩大国外市场。这样迫切的要求,已使日本朝野各方改变了过去两年半以来的观感。日本的政党,产业界,以至于海军,陆军的统制派都感染了这种迫切要求的影响。
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,是延长战争呢,还是结束战争呢?当然,他们都想结束战争,都不愿意延长战争,什么“一一六宣言”,什么“近卫声明”在日本国内渐渐无人感觉兴趣,都渐渐无人理会。“汪政权”究竟能不能结束事变呢?这个很容易看透的问题,在日本国内渐渐被人看透了。
很明白的,“汪政权”并不能下一度有效的命令,叫中国任何一师一团军队停止战斗行为,如此这般的“政府”,怎能够与日本政府商量结束战争?从日本方面看来“汪政权”,不独不能助成日本少出一师团,或多撤一联队的军队,并且成为日本的一种多余的负担。日本人向来把钱看得大的,汪派未上台以前,日本要供给活动费,早有不少的日本人说是“不经济”,还有一些日本人说“钱用得不得法”。上台时,日本如不借款,便开张也是困难,走路要日人预备飞机车辆船只,出门要日人布置哨兵岗位,住居要他们占房屋腾房屋,日人这样的服侍他们,是为了什么?他们无非要汪派拉军队,找名流。到如今,军队没有一支,名流没有一个,已来的人普遍的怠工——国民良心未泯灭——再加以不断的涣散!国民良心发动的涣散,这样的集团组府以后,自存的能力都没有,那有力量结束中日战争!日本岂不明知他们如果以全力支持这个“新政权”,不外乎延长战争,于是乎去年九十月间,日本社会里面已出现有力的“汪政权不必要论”,自今年一月起,日本言论界已从捧汪一变而为轻汪了。
日本果然要延长战争,打下去好了,无需乎任何傀儡,更无需乎“新中央政权”。日本果然要结束战争,任何傀儡不独无益,而且有碍。“新中央”也并不比“临时”或“维新”更有用场。现在,日本军人已经吹响了法螺,组府也不好,不组也不好,日本对于“新中央”的无可奈何,反映为汪先生及其集团在沪西的不生不死。
然而板垣派,尤其板垣之下影佐一支,为什么要汪先生上台呢?他们在近卫声明的时候,进了场闱,抄了题目,到现在,他们无论是黑卷也好,白卷也好,总免不了一套,卷虽要交,日期却有问题。如若交卷有碍于日本的外交,或有害于和平前途,他们也只好延宕。去年十月十日,十一月十二日,今年一月一日,都是影佐周佛海拟下的交卷之期,可是一期延一期,今年二月二十二日研究如何,仍然只有天晓得。影佐以“新政权”导演的资格,当然不能自己开口叫他们延期,他只有运用喜多原田促使王、梁横生阻碍;这个事实,任何人当下可以看得明白,不明白的只有汪周梅三人而已。
板垣一派以外,各方面的日本人都知道,这本卷子还没有交上去,已经无用,要结束事变,必须另想途径。就在板垣一派里面南绫,一样的在另寻途径,在参谋本部内,接任影佐职务的某人对人说道:“汪派极好办,新政府不成问题,可是解决中国问题,还须另找办法。”听这句话的人赶紧告诉我,我却不愿告诉汪先生,因为不明白日本人真实的心境。
板垣之下;影佐总是全力支持“汪政权”的吧,但是影佐也没有准备在汪派失败之时切腹自杀,他也在预备第二本卷子,他正在制造一个青年团以与汪派对立,他的机关之内,某人正在支持陈中孚的“新同盟会”以与汪派为难,周佛海问他为什么帮助陈中孚,影佐答复是“他糊涂”。犹之乎周问影佐说:“喜多原田昨晚为什么叫王、梁反对中政会?”影佐答道:“昨晚喜多原田喝醉酒。”周相信,汪先生也会相信。
日本各方面都在另寻途径,不过另外的途径暂时寻找不出来,日本一面要结束战争萧雅轩,一面又不肯放弃侵略政策及征服梦想,其结果只有自造梦境,指着某某为中国政权,而与之缔结全部包含日本军人理想的和约,名之曰“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”。他们先交这一卷,以后再交别的卷,只可惜汪先生一辈子的政治生命以及天赋的自由权,都随着这一卷交进去了。
四、汪派的心境
在这样勉强又勉强,无赖又无赖的状况之下,周梅诸君,以至于汪先生夫妇的心境,是不是还有很高的兴致去到南京成立其所谓“国民政府”呢?我很痛心,很率直的说:“他们的兴致不好,尤其是汪先生的兴致甚低。”
中日之间,现在继续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,在民族斗争里,无论是战是和,必须保我森严的壁垒、坚强的阵容。在民族壁垒的后面,战可以坚持逍遥创始神,和可以对等,为了民族的壁垒,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军事力量,要保持自己的经济力量.又要保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民族国家的政治的理想。因此“战则全面战,和则全面和”。如果一人一派,失落了民族的壁垒,不独妨害民族国家,抑且终为民族斗争中的牺牲者,国家对于这种牺牲永不会有一点儿同情。
汪先生及周梅诸君的错误,就是失去了民族的壁垒,他们走进了日本军队宪兵的后方;想在日营里面和日帅讲和,且幻想可以得到独立自由的条件。成立自由的政府,一念之差,遂至于不可救药。
由于一念之差,便发生心境上各种的变态,在四个月出生入死的生活中,我窥察他们一群的心理,有时写下一些笔记,下一段是写傀儡的构成:
“其始也觉日人之易与,其继也觉日人之可亲,其终也始发见日人之可畏,而已晚矣;则亦惟有顺从之惟恐不及,极其所至,不用思想,不用考虑,只以日方之结论,不复念及其所以达此结论之理论与理由。”
他们往往笑王梁俯首听命于喜多原田,殊不知他们自己也一样听影佐的话泡圣老鱼,下面一段专写此事:
“影喜则喜,影忧则忧,影伪喜而彼则真喜,影伪忧则彼真戚然以忧矣,彼等今日感于影之泪,他们上台,则影脸一变,或被召回国而继之以为特务长者,必较喜多原田对待王梁有过之而无不及也。”
久而久之,他们的修养就到了,“从影所欲小路矩”的上乘的境界,反之,其对于中国人则不然,我曾记过:
“由于羞见畏见中国人,乃浸假而恶见中国人,其终乃恨见中国人,久之,乃只信日方,只信日方,所引见之中国人,以为非此无以为友也。乃至于医师、卫士、记者、妓女,惟日籍者始为可信可亲可爱,反之,其对于爱国之同胞,不肯或尚未臣奴于日人之下,尤其不肯同流而‘下水’者,只有一念曰“杀”,于是乎堂皇之伟大人物,一化而为丁默村,除丁默村之贼杀行为以外,吾不复发见周梅有何种之政策与政术,彼以为天下人有钱可买,而有枪可伏,彼不知今日之事,乃民族斗争,一般人虽为生活或人事之拖牵而受钱,然良心未泯者,莫不怠工,良心已泯者,本无工可作,至于枪,则老子有云:‘人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’,彼乃不知也?”
丁默村及其部下,也并不是居心杀人,他们曾屡次建言于周佛海说过:“杀人要适可而止,否则国人的反感可怕”,我曾写此事道:
“彼用有泪之人也,而亦有血,彼惟缺骨而已,基于骨之缺乏,乃至于事事以日人为可信可亲,不复记忆日本军队现正在战场之上向我同胞之军民开炮,于是送子为质于东京,金容仙留家为质于沪西,再欲自异于王梁。或欲自拔于侪类,而亦无由拔起,则惟有鼓起自杀自戕之心理,一不做二不休,只恐朋友之不同流,惟恐同胞之不下水,尤恐妻孥子女不甘心为日本之臣奴,于是其初则颓唐浪漫怠工,其终则鼓勇以迈进,此其中有多少之血泪以与其工作相拒,吾至今始知石敬塘、张邦昌、刘豫、史天佐皆并无快乐逍遥之心境,未必由于不得已,以至于得已亦不得已也。”
我痛心的希望国人能够挥泪救出他们来,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澈底的悔恨,我相信他们总有一天转一念以脱离日本军人的役使。
五、条件与政权
总之,我们对于所谓“新政权”,一方面要看敌人条件之苛酷与广泛,在这条件之下,“新政权”只是化既成事实为条件,再使条件为法律的一具助人亡我的机器。
他方面,我们要看清楚,纵令日方的条件好,这样不能自存不能自立的“政府”,在日方军队宪警扶持之下,他只能够“送”,不能够“取”,即令日方的条件好,他们也无力量收得回来。
日本方面看见“新政权”决无能力,以结束事变,在国际外交上,在对华政策上,“新政权”是一个障碍,至少也丝毫没有裨益,“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”以及“新政权”终必为日方所废弃。
即令现在的时机很晚,我仍然挥我的血泪,希望汪先生及周梅诸君悬崖勒马,放弃如此条件之下的一切活动。

哭而不去的傀儡
一、哭也许哭去却不去
汪集团于三月三十日“上台”之后,除了四月下旬,迎阿部,庆“还部”一度热闹之外,再也没有听说他们有什么作为,最近他们以温宗尧为发言人,在中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字,说日方不“和”他们的和平倡导,他们只有一哭而去,还说他们去后再没有“做和平”的人了,仿佛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。
在他们“上台”之后两个月的今日,我可以推测他们的情绪,哭也许哭,去却不去,他们三月下旬“上台”的幻像,四月下旬“承认”的妄想,一幕一幕的消失,他们比在愚园路的时代伪装兽,只有更无赖,更无聊,更没有生气,更浇着冷水。可是,无论伪组织财政怎样为难,究竟他们少数人的特别公费,少不得成为伪中政委会最要紧的决议,他们不走,第一就是为了钱,其次,他们走又走到那儿去呢,不得日本军部的许可,他们既不能从张燕卿于别府,也不能随殷汝耕到东京,除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以外,他们不敢见中国人的面,现在他们与日本人,一国不成一国,两国不成两国,要往西洋,又用什么国籍报关,他们不走,第二就是为了命。
事到如今,他们赖也要赖下去,他们哭,也不过哭给日本人看,他们又那里为中国的国权,为中国的民命着想,但是赖也有限度,到了日本军部叫他们去的时候,他们便赖不下去了,他们要去,一定是奉命而去。
二、日本的“承认”问题
现在我趁这傀儡登场满两个月的今日,把他们的成绩写下一本清册来。先说他们的对日关系:我首先要指出的是阿部特使来宁,不是日本承认了汪伪组织寒松赋,在阿部起程来华的时候,日本的报纸宣称,这只是“承认汪政权成立的事实”,并不就是“承认汪政权”。
阿部到宁以后,主张先签订“日支新关系调整原则”,再考虑“承认”问题。汪主张先“承认”后签订,当然阿部的主张胜利了,可是签订的事情,现在又在拖延之中,因之“承认”问题,很是辽远。
我早已从日汪关系上看出,并且听见日本“承认”是有问题的,日本对于汪伪组织本来是做一步,看一步,在此物未成立以前,日本眼观着国际的变动,在此物已成立后,日本仍然是眼观着国际变动,这是其一,在他们未入宁以前,日本看出他们没有效用,在他们入宁以后,日本仍然看得出他们没有效用,这是其二。
欧战在去年冬季以前,以宣而不战的状况拖延着,因之,日本对中国的举动也拖延着,日本要看今年三四月血溅加拉曼,欧洲大战究竟打起来不打起来,于是日本动一下,匆匆忙忙,等不到四月二日或五月五日,把汪集团搬到南京,以二十分钟的“典礼”算是成立,其草率比童养媳圆房还不如。
欧战不独打起来,并且大打起来了,德国以闪电战打了挪威,又打荷兰比利时卢森堡,更打进法国的国境,又打到英国的对岸,战争的烽火与烟云,要卷进全世界的各民族各国家,世界行将再作一次比一九一四至一八的大战更大的总决算,在这中间,日本没有从容解决“中国事变”的余地,他必须赌国力应付世界战争罗贤哲。
若把太平洋与大西洋分别来看,现在是日本南进野心可以一逞的时机,英法正以全力作战于欧洲,而荷兰又蹂躏于纳粹铁蹄之下,日本可以侵安南,联泰国,逼马来半岛,以控制荷印,并截断中国西南的国际路线,这个野心,表现于南海上面日本海军的纵横,又表现于日本外交上的攻势,不断的投向荷屑东印度半岛。但是事势不是这样简单的,日本如欲在南海辟一海军新战场,最大的问题,是他的国力不独消耗在中国的战事,并且继续受中国抗战的牵制,他要继续向中国动员人力,动员物力,他若卷入西南太平洋的新战争,他需要大规模的人力物力,以供应海战,海战所需最大的,是海军,是空军,是供应海空两军的大量军需工业,是运输军队和军需的多数船艇。日本对付中国的抗战,曾经是北自黑龙江我爱苏大,南到海南岛,现在他还要延长战线到荷印,到马来,他有几份国力,何况他是在三年长期战消耗中的,所以他现在陷进一个矛盾的里面,要南进,他必须从中国抗战泥沼抽出脚来,这双脚抽不出来,他休想南进。
日本要想在汪伪组织身上解决这个矛盾是不可能的,汪伪组织要用日本军队宪兵把守,才可以勉强存在,日军一退,他们必须逃在日军之先,日军要用一百万兵为汪伪打江山,而汪伪丝毫不能帮他退一团,抽一旅,在大矛盾之中的日本军人,眼看着这漆黑一团的汪伪组织,纵然不愤火中烧,也要倒抽冷气,大吹大擂送一位赔客阿部大将“总理待遇”“特命全权”入宁陪伴,也就算对得他们住,他们还想从阿部身上要个什么东西出来吗?
这个说法,还是浅一层,若把世界综合的形势来推论,则日本更陷于前进不能,而不前进便后退的困境。日本无论在南海开辟战场与否,他的目的主要是中国,这是没有疑义的,“对华政策,就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全部”,须磨的说话,是顶明白了,如今欧战要把全世界卷了进来,中国问题再不会还是孤立的问题,而有与世界战争联在一起的必然的趋势,现在英法两国政府下了反守为攻,竭尽国力,全面作战的决心,美国参战的舆论,一天一天高涨起来,倘若意大利作战于地中海,美国将一面竭尽其经济的力量,助长英法,而一面加强海空军队,监视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,在这个大趋势之中,日本如果还是守着“不介入”欧战的政策,则列强决战的结果,无论何方胜利,日本都不能参预,这就是说,日本不参加大战,其对于“中国事变”的目的,仍然不能达到,反而袖手以陷入最大的困难,如若他想参预这回总决算,则马上就要赌他的余剩的国力,以扩大战场于中国之外,简单的说,日本为了解决“中国事变”不得不参战,但是为了参战,又不得不先“结束中国事变”,这个循环是无法打断的卫殃。
日本的言论界自四月以来,已提出“介入”与“不介入”的讨论,而在军事行动方面,已向南进的方向做着准备,渺小的欺哄的烟幕汪伪组织,渺小到不堪打算,欺哄也欺哄不了,其结果冷客之汪系只好坐冷板凳,陪客之阿部也只好在主人席上打一盹,即令再努力的谈判,总不过签订一张空话充满的废纸。这张废纸岂能作为日本百万兵长期战的代价,何况那废纸挡不住一阵仗,骗不住一个人。
冷板凳上面的客,眼圈是红红的,但是看看钱,算算命,只好坐了下去再说吧。
三、无政可行的行政
那么,汪集团拿住了一个“政府”,可以不管三七二十一,行起政来好了,却又不然。
首先在行政区域内方面,汪伪组织并没有辖境,第一、内蒙是完全独立的区域,第二、华北是特殊化了的,第三、武汉的局面,仍然不容汪系活动,第四、厦门海南已规定为特殊区域,第五、广州虽有汪系伪省政府,而实除菁华之广州市,却仍以彭东原为“跳加官”;第六、剩下的苏浙两地汪姐私房菜,上海一市,都有人事的保障,不许改变伪行政区域,算来算去,只有山西路一带,住宅几幢,鸡鸣寺一带,官署几所,就是这儿,也还是日本宪兵维持秩序,倘若是为这地位和特别公费问题,周佛海与梅思平吵嘴,丁默村和李士群打架,解劝者依然是日本人。
其次在经济行政方面,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,以各种“国策公司”“特殊公司”为中心,每一公司统制一业,每一公司自成一个行政团体,每一公司有其超法令特权,国策公司或特殊公司,非得日本外交及军事当局许可,不受变动,或干涉,例如铁路,有华中铁路公司管理,公路亦然,伪铁路部根本不能过问,又如电政,掌握住华中电气通讯公司高义山,伪交通部只好旁观,又如工商事业,则分由华中振兴公司十多个“子公司”主管,蚕丝纺织,乃于日常食品,各有专司,贸工商部的工作,只有搜寻尚未统制的事业,签“要纲”,拟章程。卖给日本薜仁贵传奇,铁矿煤矿以及各种矿业,已为华中矿业公司所独占,食粮贸易,有大昌公司,粮食生产在中国游击队正规军的手下,盐务有华中盐业公司,航业有东亚航业公司,及新近扩大的中华轮船公司,广州交通在通运公司,与广州内河航运组合之手,如此类推,不必全举。
再次财政方面,海关盐署为日人所控制,不肯让伪财政部染指,统税局仍操于日人,每月开支预算一千六百四十万,每月拨给统税(加一点盐税)约四百至六百万元。其在目前还靠伪府开幕时四千万元借款余下的二千万元贴补,预料至六月以后,伪财部将无法应付。
开办银行,发行伪币,则有华北联银与联币的前车之造,使日本商民乃至政府不肯同意,西青人才尤其不愿使伪币再与日圆发生联系。伪财部要开银行,除了打家劫舍,绑票勒索,以集资本之外,实没有别的神机妙算,达到滥发伪币弥补短绌的目的。
最后,说到军事行政,这一层,不必多说了,他们招了一点“军官”,一点“军队”,既无钱又无枪,更没有自由的军令,说是点缀品,仍不免日本军宪的预防和监视。
最有把握的是汪及最要紧的干部逃生养命的准备金,估计其公共存储者,在港纸五十万,法币三百万以上,然而他们如果一哭而可以去,要到日本作寓公时,也要一批一批交给日本特务人员,作为保护费吧,即令勉强可以保持,其分润者不过四五家,此外相从作奸的一群,唉,这一只有携管路费出南京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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